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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和宰相机构构成宋仁宗时代的行政核心

2019年02月02日 08:31    作者:    来源:凯风网    [纠错]

  三权分立,或曰“宪政”,在中国最完备的时期,当属宋仁宗朝了。宋仁宗时期,有大臣曾劝过他:“陛下当收揽权柄,勿令人臣弄威福。”仁宗曰:“如何收揽权柄?”或曰:“凡事须当自中出,则福威归陛下矣。”仁宗曰:“此固是,然措置天下事,正不欲自朕出。若自朕出,皆是则可,如有不是,难于更改,不如付之公议,令宰相行之。行之而天下以为不便,则台谏得言其失,于是改之为易矣。”什么意思?就是有人劝宋仁宗收揽下放的权力,以免有人弄权。仁宗却说,处理天下大事,若都是出自皇帝,如果都处理得当,当然好;如果处理得不好,要更改就难了。不如交由公议,命令宰相执行。施行时,如果天下认为不适宜,则由御史台奏其失误之处,于是,更改便容易了。这就是皇权、相权与台谏(御史)的三权分立。

  皇帝旨意“非经二府者,不得施行”。宋之“二府”,指政事堂与枢密院,即为宰相机构,由是,皇帝下旨说:没有经过二府批准的诏令与奏章,不能施行。

  不但皇帝承认“凡批降御笔处分,虽出朕意,必经由三省(宋承唐制,设门下省、中书省、尚书省,工部、刑部、兵部、礼部、户部、吏部)、枢密院(宰相机构)。”,而且臣下也认为:“不由凤阁鸾台,盖不谓之诏令。”意思是说,如果皇帝绕过政府,直接向下发号施令,则是不合法的,对这种不合法的“诏书”,臣下有权力进行抵制,“凡不由三省施行者,名曰斜封墨敕(非正式文件),不足效也。”这些并非说说而已,宋朝官员也是这么做的。譬如,仁宗朝的宰相杜衍,对皇帝私自发下、要提拔某人的诏书,一概不予通过,“每积至十数,则连封而面还之。”皇帝拿他也没办法,还称赞他“助我多矣!”

  类似的例子在宋代不胜枚举。就连后来的南宋,也贯彻了这一政策,当时,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,但官职随便授予人是有违法度的,因此,赵鄂想要宋孝宗法外开恩。宋孝宗说:“降旨不妨,恐外庭不肯放行。”让他求宰相,可是宰相“坚执不从”,并且表示:“纵降旨来,定当缴了。”宋孝宗唯有一声叹息:“书生难与他说话!”

  赵鄂属于终日陪皇帝下棋的人,与孝宗关系极好,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。但宋代比较健全的权力结构,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皇帝私臣的隐权力,连皇帝本人也不敢肆无忌惮破坏这一权力结构。

  皇帝是接受政务信息的核心,所有有关政务的章奏、上书、案牍,都汇集于皇帝的面前,由皇帝做出处理安排:或直接批复,然后下发有关部门;或留中不发;或无法给出直接处理意见,下发有关部门讨论研究。这三种处理方式,在制度上同样使宰相机构不能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,直接指挥政务,这保证了皇权对行政权的控制。

  另一方面,中书门下作为宰相机构,是政务处理的核心。所有的政务都要以各种形式经过中书门下,即便是皇帝的诏令,也需要中书门下通过敕牒札子等文书形式得到合法化。如果没有中书门下的参与,皇帝的诏令便不能成为合法的正式文件。尽管臣僚和有司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政务,但从制度上来说,皇帝是不允许直接批复个人意见,并直接命令有司执行(即内降)的。有司接到皇帝的内降后,需要通过中书门下覆奏批准。因为内降本身没有效力,不具合法性。这保证了宰相对行政权的掌握,从而杜绝了皇帝为所欲为。

  皇帝和宰相机构共同构成了仁宗时代的行政核心,他们的关系是:“大权在人主,政本归中书。盖权在人主,下无专政之嫌;政由中书,则上无自用之私。君臣之间,两尽其道”。

  从中书门下下发的诏旨敕命,要经过独立的银台封驳司(封还皇帝不适宜的诏令,驳回大臣有错误的奏章。银台司:给事中之职,隶属门下省),如果部门长官觉得诏旨有问题,可以中止其下发,进行封驳,缴回重议。同时,作为监察系统的御史(台谏),如果对某项政令有意见,可以对皇帝进行诤谏,甚至弹劾宰相。“坐乎庙堂之上,与天子相可否者,宰相也;立乎殿陛之间,与天子争是非者,台谏也。”台谏的存在,给行政权又加了一道制衡,从而形成了仁宗朝君主、宰执、台谏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的格局。

  台谏(御史)根据规定,台谏官必须身世清白,与所有官员都无怨无恨,如果素有嫌隙不和,并且直面讲出的话,两者必须有一人回避。在仁宗朝,宰相与台谏势力相当,“其言是,则黜宰相;其言妄,则黜台谏。”“(宰相)凡所差除,(皇帝)多便从允,而使台谏察其不当。”皇帝重用宰相与台谏,自己则无为而治。宋仁宗进退宰相,“皆取天下公议”,“忘己而用人”;“推委执政,一无所疑”,“而使台谏察其不当”,“不劳而治”。三权制衡效果好,“台谏不敢矫诬,而宰相不敢恣横”;“君臣之恩意常存,朝廷之纪纲自正”。

  台谏对皇帝毫不客气,仁宗朝有一个典型的例子:御使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,理由是张尧佐过于平庸。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,这让仁宗有点为难,但还是想办法让张尧佐去当宣徽使(相当于节度使)。一日,宋仁宗正准备上朝,张贵妃送仁宗至殿门,拉着仁宗说:“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!”仁宗答道:“放心!放心!”结果在殿上,宋仁宗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书,包拯便站出来上言,并带领七名言官与宋仁宗理论,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。包拯长篇大论,言辞激烈,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。仁宗生气地说:“岂欲论张尧佐乎?节度使是粗官,何用争?”七人中排名最末的唐介,也毫不客气地回答道:“节度使,太祖、太宗皆曾为之,恐非粗官。”最终宋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。

  张贵妃遣宦官探问,得知包拯犯颜直谏。等仁宗回到宫中,张贵妃迎上前去,想为其伯父美言几句。宋仁宗用袖子擦着脸,不耐烦地说:“今天包拯上殿,唾沫都溅到朕脸上了。汝只知要宣徽使,宣徽使,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?”

  后来到了南宋度宗朝,由于皇帝“今日内批,明日内批”,老是绕过宰相机构,下发“批示”,破坏“权归人主,政出中书”的政治惯例,御史刘黻便上了一道奏疏,在奏疏的开篇,刘黻不客气地告诉皇上:政令“必经中书参试,门下封驳,然后付尚书省施行,凡不由三省施行者,名曰‘斜封墨敕’,不足效也。”奏疏的最后刘黻总结:“故政事由中书则治,不由中书则乱,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,非人主所可得私也。”这样完全级别对等的批评,皇帝也只能接受。

  宋代之所以基本无女主、外戚、宦官窃柄乱政,没有出现“身边人操控”的乱象,当然应归因于国家能够始终保持“权归人主,政出中书”这样一个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。这种三权分立类似宪政的政治架构,难道不应引起后人的深思和共鸣吗?

  

【责任编辑:Joker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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